體壇周報駐意大利記者 王勤伯

辛納和WADA（世界反禁藥機構）達成禁賽3個月和解協議，這個決定看似讓各方面都可以感到滿意，卻暴露出了當今世界反禁藥斗爭面臨的諸多難題。

雙方很顯然是充分利用了WADA現行規則。從2021年開始實施的反禁藥和解機制，一個重要的目的是節省程序費用，提高機構效率，尤其是知名運動員面對重罰窮盡可能各種途徑尋求法律援助，導致經費本就緊缺的WADA疲于應付。和解機制此前在很多國家的體育司法系統中就廣泛存在，例如意大利。達成和解協議的前提必須是，運動員愿意承認自己有錯，以此換取輕罰。

從這個角度來說，盡管協議全文尚未公布，但辛納及其法律團隊接受和解，并接受處罰，可以推翻“絕對無辜”“完全清白”等之前的辯方說法。接受和解，即是接受為錯誤付出相應的代價。

引發爭議的是禁賽日歷的設計。辛納的3個月禁賽期是2月9日至5月4日，這個窗口很明顯是精心安排的結果——避開了所有大滿貫賽事，又恰好讓他在5月7日開賽的羅馬大師賽如期復出。理論上，運動員在禁賽期間只能在私人場地訓練，注冊運動員也不得為其擔任陪練。但是《世界反興奮劑條例》，“運動員可在禁賽最后兩個月恢復團隊訓練”，這意味著辛納自4月13日起即可重返訓練場。

這種處理方式，毫無疑問地把WADA也拉進了之前國際網聯遭遇的同類爭論：“窮人有窮人的司法，富人有富人的司法”。尤其是，微量污染在其它運動員、其它項目都曾導致長期禁賽，辛納的從輕處理如何體現反禁藥體系的公平性？

多數歐洲媒體都認為，這次和解的關鍵在于，雙方都承擔不起輸掉官司的損失。對于辛納來說，如果真的被處以1-2年禁賽，他將面臨巨大的商業、形象損失，也可能會對其絕佳的競技狀態造成致命打擊。對于WADA來說，如果辛納被判完全無罪，可能會助長未來更多的類似案例出現，禁藥被查出陽性者已經擁有一整套充分的脫罪理由，而且，在透明性問題上和WADA關系極度緊張的國際網聯會重新擁有自己的“獨立天地”，讓網球禁藥處罰尺度明顯區別于其他運動項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面對一系列知名運動員的時候，無論是阿姆斯特朗、莎拉波娃還是孫楊，WADA的態度總是格外嚴厲。WADA自從1999年成立以來，一直在試圖各種收緊和統一尺度，尤其是一個個攻克原本缺乏透明度的體育項目，例如自行車、網球。但是，現在的WADA卻站在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或者說面臨兩大難題。

第一個難題是和美國體育的關系。目前WADA和美國體育關系是其成立以來的最低點。由于美國體育尤其是大學體育和職業體育完全沒有意愿跟上WADA的反禁藥尺度，美國人對國際機構歷來的做法是：不符合我的利益就不承認你，或者干翻你的管理層。現在WADA面臨著被政治化裹挾的風險，美國拒絕繳納會費，WADA管理層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脅。美國政府通過立法的干預，幾乎是在直接要求WADA集中去檢查美國以外的運動員，而美國反禁藥機構則指責WADA偏袒中國。

WADA很顯然沒有力量四面應戰，同時辛納案件又讓目前WADA遇到的第二個難題浮出水面：微小劑量問題。

很多年來，WADA一直在致力提高檢測技術，其中一個目標就是查出之前查不出的微小劑量用藥逃檢。微小劑量、掌控代謝時間等手段一直被職業體育使用并反復升級，這不是什么秘密。但問題是，如果一個運動員被查出的微量違禁物質被科學證明無法影響其體育成績，這樣的禁藥陽性是否還應該算作陽性和違規？

WADA發言人此前在接受《隊報》采訪時曾表示，WADA一直在調整各類物質的最低報告限值，既要保護無意攝入違禁物的運動員，也要防范蓄意作弊者，未來也可能對相關藥物報告限值進行調整。這番話被一些支持辛納的媒體人理解為WADA對辛納示弱。但也有禁藥專家指出，調整藥物報告限值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機構態度問題，必須有嚴謹的科學結論指出怎樣的微小數值屬于“污染”。此外，如果未來又有新的研究證明，代謝物中在容許范圍內的微小殘留可能是被掩蓋的用藥結果，那么報告限值是否又要改回去？

從角力的角度說，這次和解的贏家是辛納，他的損失極少。WADA的損失很大，這涉及到世界反禁藥運動的信譽問題，盡管這個和解最終會為未來類似案例打開多大口子，尚無法準確估算。